贵海国际毛主席与“乒乓外交”，陈毅元帅：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国这张战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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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是我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解冻中美关系和实现中日建交为标志，使中国很快实现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使得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扩大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交往。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当年这种形势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当时的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在回忆录中写道：“中美会谈的每一步，周总理都要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中美会谈的方针等重大问题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进而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也曾想与美方进行接触表达善意，但美国方面严格禁止他们的人与中国代表团有任何接触。尽管后来建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

1967年10月，美国总统潜在候选人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写道：“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这篇文章在国内“大参考”上全文翻译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注意，就要周恩来也来看这篇文章。后来，周恩来就对一个美国记者讲了这个事。毛泽东通过这篇文章，观察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

果然，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就通过多种方式与中国进行接触，试探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也在寻求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毛泽东两次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毛泽东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来访“我相信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还向斯诺透露一个信息说：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来。”

到1971年初，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这两个在20多年中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的国家来说，由于各自国内的情况和两国长时间的隔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哪一方都不愿意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多的主动，都担心自己方面作出的主动表示得不到对方的相应回报。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将微妙的僵局突破，就成为中美关系破冰的关键。

1971年3月21日，作为“文革”以来第一个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的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围绕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出访参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头脑中，一直没有离开如何解冻中美关系这个大外交的思维。当时，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体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乒乓球运动。这是中国的最强项。在这个制高点上与外国人交往，便于占据主动，机会也更多。

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出访参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我国，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被国际舆论誉为“乒乓外交”。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世界冠军庄则栋很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大巴抵达体育馆时，许多来自各国的记者都在等待——那时的中国队本来就因为拥有庄则栋这样的世界冠军而引人注目。车门一开，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饱满的庄则栋，而且有神态兴奋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这条消息立刻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第二天，科恩拿着庄则栋送的礼物在体育馆转来转去，还不断向人展示，说这是世界冠军中国人送的。科恩回赠了一枚美国乒协的纪念章给庄则栋，旁边的记者过来拍照，照片发表在报刊上，主题是“中美接近”。接下来，美国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队驻地，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

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注意到了庄则栋与科恩友好交往的举动。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有关的报道，还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呢！” 4月6日下午，在第31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看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也批示“拟同意”。这种不急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打算，是与当时大家都对中美关系的转折如此之快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有关，因此有关部门打算把步子放慢一点，稳当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解读，就是“毛泽东需要时间争取国内更大的支持。”所以，当时毛泽东也表示同意暂不邀请——他亲自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

然而，就在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工作人员感到惊讶，毛泽东又重复了一遍。工作人员立即把毛泽东的决定通知外交部值班室。值班室问，已经收到了毛主席圈阅的文件，现在变了，能算数吗？这边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催促立即办理。第二天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道：“你自己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大事，你还不知道呢。”

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迅速在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又惊又喜”，随即毫不犹豫地批准乒乓球队的访问，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转折即将发生的信号。4月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对美国乒乓球队计划中的北京之行表示欢迎。”他还指出：“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他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美国还将以欢迎态度看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进行的任何对应的访问”；“这显然同尼克松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的希望一致，即中美人民之间进行更多的接触”。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高潮是4月1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

周恩来对美国客人来华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周恩来指出：“中美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周恩来以非常理解的态度回答了美国代表团成员科恩关于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的“嬉皮士”运动的提问。当时“嬉皮士”运动在公众眼里基本上可以和“放荡不羁”划等号。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宽容谦和的语气，使美国客人亲身感受到了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和而不同”基因，他们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十个小时后传到了美国。身在洛杉矶一家花店工作的科恩的母亲同样深受感动。她随即决定向周恩来赠送一束玫瑰花表示感谢。两天后，一束红玫瑰花通过国际鲜花组织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处。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久，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访问中国做准备。在中美经过几次联系后，基辛格在1971年6月2日晚收到了周恩来的信，信中称“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当基辛格急急忙忙地跑步把信送给正在白宫会见外宾的尼克松时，“基辛格太激动了，当时手都在发抖。”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当7月15日中美双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时，顿时，世界为之震惊。“乒乓外交”也作为大外交新思维的杰作，成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庄则栋回忆道：“毛主席的这一请，在战略上、战术上真是用到了无以伦比的极致，非常让人佩服。”周恩来4月8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请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曾在1969年“九大”后，受毛泽东安排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帅之一的陈毅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乒乓外交”至今仍是一个经常被人热议的话题。2013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记者、作家尼古拉斯·格里芬出版了《乒乓外交：那个改变世界的游戏背后秘史》。该书的主线是乒乓运动的发展及其“政治属性”，从英国写到日本、从苏联写到中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冷战期间“小球推动大球”的那段历史轶事和外交突破成为全球的高潮。在格里芬看来，40多年前“乒乓外交”不可否认地在打破中美关系坚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了解中国人在1971年为“乒乓外交”做了多么精心的准备。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格里芬认为，20世纪初乒乓球逐渐成为一项“没落的运动”，但随后在国际乒联主席，“共产主义者”蒙塔古的推动下渐渐变得火热，终于在1970年代成为中美两国缓和关系、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工具，这一切都是精妙的“外交设计”。格里芬还认为，“乒乓外交”不仅为中美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在全球外交领域梳理了一种通过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改善国与国关系的方式。

格里芬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本书时说道：“在整个“乒乓外交”的特殊时期里，一切——不仅仅是（双方晤面地点的）选址，还有行程安排，以及以乒乓球作为破冰契机，这些都是由中方决定的。我的书能够很好地提醒美国人，在那次谈判桌上，中国人正扮演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角色。”